华人、华文、华语，究竟算什么 ——留学中国反思记录

陈炜雄

    几年前，在我获得公共服务署海外教育奖学金，等待着到中国修读中文时，曾到了我国某中学实习。进入课堂，短暂的介绍后，立即有学生举手问道：“老师，你为 什么要去中国，不去美国？”我回答说，自己想念中文，所以如此选择。于是，学生追问：“中文有什么好？学了有什么用？”

当 时，我并没法给予那学生一个回答。因为，对我而言，这从不是我必须去思考的问题。我知道的是，幼儿时曾以流利的潮州话与祖父母沟通，但老人家过世后，自己 的潮语也大大退步；而与父母亲沟通，从小便是用华语。文化方面，虽然不曾读过四书五经，但自己却从长辈们的身教中，被灌输了一套儒家价值观，加上对佛道信 仰的耳濡目染，可以说，我是在一个相对传统的华族氛围中长大的。

换句话说，说华语、写华文、做华人，从来就是一个既定（given），无需理性地剖析“为什么”。至于留学中国，原因也很单纯：就是带着一种“朝圣”般的心情回返自己文化的发源地。若可能的话，尽量深入挖掘，“取经”回国。

然而，到了上海，在复旦大学与中国人一同上课，才发觉，原来很多东西并非想象中如此单纯。

新加坡人、华裔、华人：多重身份的再认识

    我印象很深刻，在刚入学的时候，在班会上做自我介绍，其间提到了自己的国籍。班会结束后，便有许多中国同学主动上前，要与我交朋友。羞涩之余，自己也有些 受宠若惊。那时，有四句话印象最深：“新加坡很干净哦？”、“鞭刑还厉害不？”、“你汉语说得真好！”、“你英语应该也很棒吧？”

    霎那间，很明显地感觉到，就算操一口流利的华语，就算同样是黄皮肤黑头发，中国人首先是从国籍的角度，将我视为与他们不同的人。在文化渊源上，我们或许都是炎黄子孙，但在现实中，真正决定我们“对外身份”的，首先是政治体制对我们的塑造与影响。

    因此，在与校园刊物《复旦青年》做的采访中，我曾不假思索地吐出了这样的话：“华语是我的母语。我和中国的联系，是基因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但是，我的一套行为举止、办事方法、意识形态，乃至我看待自己同胞和全人类的方式，却是‘新加坡式’的。”

    当这种区分被夸大时，新加坡人会开始觉得，同样是黄皮肤，但与中国相比，新加坡社会更加发达，因此作为国民的我们也似乎“更加文明”。于是，我逐渐明白， 为何许多初到中国的新加坡人，有时会故意操一口“新加坡式”英语。说到底，这是一种姿态，目的在于对外凸现我们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扪心自问，我们很 多人会有种潜在的意识，认为自己在某方面比中国人更优秀。甚至，目前在新加坡，国人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所持的态度，也是类似的“变相歧视”。

    然而，特别到了一趟潮州去“寻根”，祖辈老家找不到，却看到孩子们玩耍，心中突然萌生一个念头：假使祖父当年决定留在中国不移民，或许今天的我就不会是异 客，而是另一个看客眼里那些玩弹珠、钓鱼、跳飞机的孩童之一。瞬时间，心里是庆幸中夹杂着对祖辈的感激。同时，隐约之中，觉得似乎有种纽带在牵制着我们。 由此，不甘心就这样使自己与中国人之间断绝联系，认为自己得为中国和中国人做些什么。

因 此，我开始跟随一名教授出外考察民俗与民间文学，假期中与较要好的中国同学们回他们福建、江西、湖南、北京的老家，并且筹款到云南扶贫，资助高中生考大 学。这一切的过程中，华人的长相与流利的华语，是有效的敲门砖，易于打破各种隔阂。彰显“华人”身份的同时，我开始发觉，原来有些最原生态的中华文化因 子，恰恰在东南亚保留得最好，而我们却从不懂得珍惜。而中国所谓的“文化遗产保护”，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游戏。我曾参与过的金山农民画与上海石库门的民俗调 查，发觉到了最后，功利考量胜过一切。至于所谓的“国学热”，在政府那里成了形式主义（祭黄帝、穿古装，鬼点子层出不穷），在投机取巧的人手里成为文化产 业的建构，而在有心的学者那里，成果则往往无法“深入民心”，因而便无可厚非地成为“象牙塔”中的研究。

于 是，我也终于明白，寄希望于“中华大同”，其实是一种文化理想（甚至是幻想）主义。因为，自从解放之后，特别是文革与改革开放接踵的洗礼，中国已并非我们 幻想中的“神州大地”。如本校某教授曾戏谑到，在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若不是“在书里”（文献），就是“在地底”（文物）。话虽极端了些，但对我们是一 大启示：我们自身华族文化的式微，也许是伴随传统在其发源处的逐渐“真空”；而这对新加坡而言，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挑战，因为我们的文化后盾，本身已经千 疮百孔。

“中西会通”与“双文化”的问题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溯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对传统一味的盲目批判，到有研究的、具选择性的批评认识，二十世纪初的文人们对 待传统的态度，以及研究的方法与视角，实际上依然影响着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我常跟朋友们说，自己在中国留学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知识分子般的批判精神”与 “中西会通的视角”。其实，前者也可归入后者，因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儒家与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结合的产物。至于“中西会通”，我并 不打算下一个确切定义，因为各学科领域都会有自身界定。我更多想谈谈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在复旦学习，即使是念中文系，却必修西方文学作品选读、西方文艺理论、比较文学等课程；而哲学方面，我既接触儒家、道家、佛学经典，亦精读过亚历士多德、 卢梭、海德格尔等人的名著。姑且不论自己的学习成效如何，这里要提出的是，留学中国绝对不是只接触中国文化经典。有人或许要质疑，许多西方大学不也有汉学 的课程？关键就在此：我总觉得，当中国人学西方人的时候，总是抱以一种极度谦卑而虚心的态度；而西方人解读东方时，则更多带有一种自身传统观念的影子。这 固然有助于填补中国学术的空白，但很多的误读，便是出于一种阴魂不散的“西方中心主义”。而中国方面，对于初学者而言，许多的解读是尽可能放在西方语境下 理解的，因此更加纯粹；但中国学术也因此往往出现一种现象，即对自己总缺乏信心。解读他者文化固然如此，就连对自身文化的理解，有时也必须诉诸西方理论或 观念的避风港。这种“自卑”，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五四新青年”对旧文化的批评，特别以鲁迅为代表。所谓的“民族劣根性”，很容易导致我这种外来者在 接触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时，处处只见“阿Q”。甚至，有时发觉自己也有鲁迅小说人物身上的“劣根性”，会莫名地恐惧起来，怪祖先遗传给我的坏因子。

    事实上，任何文化从来就不是全盘地善或全盘地恶。中国历史上可以出现很多奇怪的现象与畸形的社会形态，但其基于的哲学主张也许并不坏。就如我曾经犯了一个 大错误，把中国封建制度下的群体观念，错误解读为“中华文化从不把人当人看”。这种误读，原于对西方个人主义同样错误而不全面的判断，以为个体就高于一 切，“我思故我在”。在儒家思想由政治观念“单薄”化为一种纯粹的伦理观念，而逐渐失去其效力时，中国人就会往西方基督教那与一切世人建立关系的上帝。然 而，西方人对东方人强烈的家庭观念，有时也是抱有憧憬的。于是，即使是全球化时代，在文化的领域，还有许许多多道墙是需要突破的。

    以此为基点，我们把视线拉回新加坡，就不难发现，其实类似的情况同样存在。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对中国与华语的重视越加明显。但问题是，人家表面上会对我这 种在中国学中文的人表示“佩服”，但社会整体上其实对华文并不重视。我们依然有着这样的印象：英文报比华文报更加“开放”，因为它无需坚守一个华族道德立 场。有些学生依然有种华文老师不“cool”的刻板印象。同样是社会批判，以英语进行讽刺的谐星总比以华语进行讽刺显得更具幽默感。如此种种，无需再赘。 基本上，我们就会看到，英语总显得更有价值，而华文那种道德立场似乎有了点“道学气”，批判则成为了一种“不合时宜”的表现。甚至，各自以华文及以英文为 “第一语言”的人群中，有时也会在同样的问题上，自说自话，根本不构成沟通。半年多前，李光耀资政一句“无论孩子在学习华文的过程中有多么困难，即使无法 考得优异的成绩，家长都不应该放弃让孩子学习华文的念头”，导致中英报章上沸沸扬扬的讨论。但是，英文报的主要议题是“取消华文考试”，中文报的则是“如 何继续推广华语”。当时，没有人出来对两份报章在议题上的隔膜提出看法，但若以小见大，双语在新加坡社会是否已经“通”了，值得置疑。

     “通”这一个字，很关键。除了蕴含着对两种语言的理解，实际上还包括两种语言所表述的观点与观念的互通。有《联合早报》资深评论员关于“灵魂语言”的观 点，也有此书标题“母语为本，英语为用”的提法，但说到底，新加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给予任何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观念足够的重视，于是就无从谈体用之别。

进 一步说，我们当下对于“文化”这个词本身的界定，也是模糊不清的。就如“双文化”课程，听起来像是广义上的中西文化研究与对比，但从政策确立的基础上，其 重心始终在当代中国。于是，当我翻阅第一届“双文化”课程的论文集时，便发现学生大多在一种中、新当代现代社会的现象对比上做文章，而且用的方法大多为极 为科学化的定量方法。并不是说这不好，而是有些时候，真正核心的东西，现象背后深层的原因，往往是需要感性认识，无法确切去衡量的。学子们还年轻，能够把 握现象，本身就是相当可嘉的。但是，他们也必须明白，很多时候，现象并不代表什么，特别是在中国。许多文化现象的构成因素，深埋在文、史、哲之中。而且， 我国政治基于某种需要而提倡儒家，但中国思想体系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可惜的是，新加坡人，特别年轻一代，似乎没有强烈的“溯源欲”或明确的历史观，对古代 的东西也不太敢兴趣。这种心态，值得正视。

因 此，最重要的是，“双文化”精英除为了去与中国接触之外，还应该始终把视线拉回自身。“知彼”之外，还需“知己”。当下，纯粹意义上的中、西比较，不论对 我们认识中国或是认识我们自身特殊的文化身份，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如果这对个人来说太累，也许，设立平台让熟悉不同观念体系的人士交流切磋，是比较省力而 有效的方法。其实，这也并不简单，因为要将复杂的文化观念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表述出来，也是考功夫的。不过，中国与西方世界固然如此，我国社会内部的文化冲 突与分裂更不能继续放纵。也只有排除掉一种中、西文化圈的画地为牢及其中始终潜在的“心结”，英文才不至于因“用”而肤浅，华文才不至于因“体”而太沉 重。

语言教学与情感触动

    由于自己是奖学金得主，我其实从此次华文教改一开始便以实习生的身份参与到了小学课程编写队伍中。比起那些没日没夜地赶进度的同事们，自己的贡献确实不值 一提。然而，这却让我不断地对华文教育未来的走向、语文教学的前途等问题有所思考。对此，我曾在《联合早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华文教育的 “酷”》一篇，有再谈的余地。

    该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于那些不和我们的生存直接发生关系的东西，我们都有选择的余地。而不论对待流行、对待时髦，或是对待一种语言、一种文学，最根本的 必须是，客体有一种打动我们情感的力量。 对这个盲点有所认识，是在自己被“韩流”影响后，有一天在思考 “软势力” 何以能够让我们陷入一种半痴迷的遐想时，得出的结论。各地孔子学院如果有所不足，也便是还未充分消化吸收这一点。

我 们不得不承认，当下越来越多孩子对自身母语的态度，与其他科目一样，都认为是“外来”、“后天习得”的。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新一代的父母，毕竟已不如成长 于传统的老一辈。于是，要填补父母留下的“身教”的空白，一个办法便是抓住孩子的心，让语文教学中带有感性的成分。换句话，语言教学必须从以往的“对你 说”（talk to you）转变为“与你说” （talk with you）。教改提倡“兴趣”，归根结底便是这种心态的转型。

其 实，我总有一个感觉，认为我们的中学乃至高中华文教育，有着一大片等待开发的空旷园地。这个阶段的孩子，在心态上很微妙：他们既可以开始进行思想交流，却 又不完全成熟；他们愿意接受新事物，同时也因容易被印象牵引而排斥事物；他们向往精神世界的畅游，又不能完全被放任。还有一点，几乎是年龄跨度很广的普遍 现象，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无知，但却很难拥有一种热忱去深入挖掘，特别是与具体生活需求没关系的问题，而归咎于没时间。

    于是，下来的问题，便是怎么做。这当然有赖于教师们自行的探索，但一个很关键的方面，便是在选材上。在中国久了，就慢慢发觉，中华文化的许多好东西都在古 文当中，而新加坡教师们或者不知古人之趣味追求，或者明白但不晓得如何以现代汉语的方式去进行表述。现当代作家固然不乏适合中学生的作品，但背景与语用方 式却是我们孩子不熟悉的。于是，我们确实有必要，广泛吸纳台湾、香港、甚至日本、韩国等与中国有着某种渊源的文化资源。吸纳这些地方的材料，一是在其年轻 流行文化的风靡上，乘胜追击，促进汉语阅读；二是透过这些作品背后的身份探索，激发学生透过语言对自己的身份的探索。这当然有一个翻译与出版的问题，但并 非不能克服。至于新加坡文学，亦不乏佳作，但有时对学生而言是阳春白雪，有时则有一种怪异心理在作祟，觉得离家太近的东西没吸引力。其实，家往往才是我们 最不熟悉的精神源泉。关键在于如何揭示这些盲点并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配 合着选材，还有引导方法的问题。长期以来，语文课堂的文化教育，很多时候都是对文化标志（cultural symbols）的描述，以及为了写作文而累积“文化资料”。知识当然重要，但也许华语课堂需要进一步注入的元素，在于对普遍人性的探索。也就是说，教师 们或许应该尝试把哲理性的反思带入课堂，而且同时从中探索不同民族对同一问题的各种态度与处理方法。母语也好，英语也好，这种广度与深度都是必要的。最理 想的状态，就是英语与母语课同步地围绕一个有含量的课题开展讨论。那么，学生既学语言，同时也学文化比较；而教师在合作的过程中，也可一反画地为牢的常 态，为前文提到的“突破中、英隔膜与分裂”开一个头。

结语：究竟算什么？

    留学中国，四年下来，看到的现象林林总总，思考的问题层出不穷。毕业之际，回顾几万字的日记，才猛然发觉，有意无意之间，在华人身份、中华文化、华语教学 等问题上费了不少笔墨。此文便是挑了这三个范畴中比较少有人谈及的观察与想法，特别是因为留学中国而关注到的问题或所得到的启发，综合而成。

那 么，有人也许会问，华人、华文、华语，究竟算什么？我写“华人”身份在当今中国的尴尬处境，写“华文”依旧在新加坡处于一种有点次等、不被人完全理解的情 况，写“华语”在心理上给人的乏味感，是切实的个人感受。但是，我既不愿意将问题无限量放大，成为悲观者，亦不希望回避现实，做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一直相 信，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此刻的我，依旧热爱华语、华文与华人身份。不同与以往的是，我已经逐步探索出“中文有什么好？学了有什么用？”的答案，并打算通 过自己的教学实践，让孩子从亲身体验中，也能够寻获他们自身对此问题的回答。